2018年7月11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秦永敏颠覆国家政权案一审公开宣判，认定秦永敏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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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永敏，男，汉族，1953年8月11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著名学者。

1969年，16岁初中毕业作为知识青年送到湖北省沔阳县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

1970年，因写日记表述很想上大学被发现，以“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罪名，被送进少年管教所管教40天，此后又被送回农村插队。

1976年春，被招收到武汉钢铁公司冷轧厂当工人。

首次被捕

秦永敏等人在湖北省武汉市闹市区中山大道的水塔下面办“民主墙”，并成立民主组织“四五学会”。他们打着“民主”、“自由”的口号，公开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传播民主思想，鼓动请愿，制造思想碰撞。那时，水塔下面“民主墙”一带长期有国保公安监控，常常发生聚众围观，争吵斗殴，交通堵塞，扰乱社会秩序等事端，引起了湖北省委和省革委会的严重关注。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湖北省委常委开会认真学习了《通知》精神，并作出了在全省传达贯彻的具体部署。1979年3月25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召开会议，一致通过《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通告》。有的老工人指出，武汉中山大道水塔下面的“民主墙”，阻碍交通，影响市容，破坏安定团结，早就应该处理了。武汉市政府根据《通告》的规定和群众的反映，立即组织力量洗刷了水塔“民主墙”，并对市内一些大标语进行了检查和处理，打压了秦永敏为首的民主派人士。

但是，“四五学会”头头秦永敏等人却叫嚷什么省革委会《通告》封了“民主门”，堵了“武汉三镇民意”；洗刷“民主墙”，不许贴大字报，是“公然用法令来反对宪法”，等等。那时的宪法中是有关于“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条文，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修订的。湖北省委、省革委会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精神，态度是很鲜明的：有问题、有意见应该按正常渠道向上级反映，对省委、省革委会有意见，可写小字报贴到机关大院内；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绝不许可在水塔下面办“民主墙”，贴大字报，坚决把这股右的思潮顶了回去。

武汉秦永敏等人慑于国家法律和政府法令的威力，变换手法，把办“民主墙”改为出版非法刊物《钟声》杂志。他们打着“民办刊物”的旗号，发表了大量反动文章，恶毒地诬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官僚专制政权”，无产阶级已“再次沦为被统治的对象”；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国家资本主义”；说当时的形势是“灰蒙蒙的天空，乌云又在一片片的集聚”，“萧瑟的秋风吹动着落叶，预示着寒冷的冬天又即将到来”；煽动群众“采取适当的措施，逐步使民主共和国在旧制度中生长起来”，争取“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等等。

秦永敏等还在武汉秘密集会，在全国搞秘密串连，先后与全国18个省、市的56个非法组织、非法刊物建立了联系，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1980年2月16日至19日，由秦永敏等同全国部分省、市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头目联系，发起在武汉召开了所谓“民刊代表会议”，有上海、杭州、长沙、河南和湖北襄樊等地的非法刊物的头目参加。他们分析全国形势，胡说什么“目前全国各地布满干柴”，“人民不满，干部不满，农民不满，军队不稳定”，“中国要走第三条道路，实行多元化的领导”等等。

同年8月，朱建斌又代表《钟声》编辑部窜到长沙、韶关、广州等地，秘密找当地非法刊物的头目串连，并由朱提议，讨论了组织“中南地区民刊协会”的问题。朱还亲自起草了“民办刊物联合会章程（暂行）”和“中南地区民刊联席会议联合公报”，并油印散发，阴谋组织起来进行颠复国家的活动。他们还与香港托派挂了钩，得到香港托派的支持。

1980年10月9日，湖南长沙师范学院部分学生打着“要自由，要民主，反官僚”的旗号，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冲击机关闹事。

1980年10月19日，秦永敏等派出“全权代表”到达长沙，会见长沙师范学院部分学生代表和长沙非法刊物头目，向他们表示声援。随后长沙师范学院部分学生派了21名代表到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进行非法串连。由于这两所学校党委重视，方法对头，学生们向长沙师院学生代表耐心说明，为了维护学校教学秩序，不同意他们搞串连、散发传单和张贴大字报，把他们那一套危害安定团结的错误做法顶回去了。这件事，在全国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

1980年11月，湖北省委常委开会就当时社会动态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先后议了几次，认为对非法组织、非法刊物一定要管，“不能任其泛滥”。

1981年3月14日，陈丕显代表湖北省委在湖北省高等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所作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个问题。陈丕显说，武大、华师两校的学生抵制湖南极少数学生的串连，表现不错。但是，“目前，在高等学校里，有极少数问题十分严重的学生，有的人参加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宗旨的非法组织，编印非法刊物，散布危害社会、危害国家、危害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安定团结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坚决地严肃地加以处理。”在处理中，陈丕显强调说：“要注意掌握政策。对于参加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一般成员，应该区别对待，进行切实的思想教育和分化瓦解工作，争取其中多数成员转变立场。在他们确实转变立场、有悔过表现的情况下，就要欢迎他们改正错误，继续热情地帮助他们进步。”陈丕显的这个讲话，曾在《湖北日报》上公开发表。

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即中发【1981】9号文件）下达后，湖北省委于1981年4月16日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发【1981】9号文件的通知。

在普遍宣传教育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湖北省委常委先后两次听取了省公安厅关于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情况汇报，批准了武汉市委1981年4月2日关于处理武汉地区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及其有关人员的报告。

1981年4月18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取缔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的决定，明令取缔武汉市“四五学会”非法组织和《钟声（包括其副刊〈启明星〉）》、《飞碟》非法刊物。武汉市公安局经武汉市检察机关批准，分别于1981年4月16日、20日将“四五学会”的发起人和《钟声》编辑部的头头秦永敏逮捕；

湖北省政府的《决定》和依法逮捕秦永敏等消息公布后，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拥护，拍手称快。群众说，湖北省政府明令取缔非法组织“四五学会”及非法刊物《钟声》、《飞碟》，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合乎民意，非法组织头头秦永敏等被依法逮捕是罪有应得。各有关单位党组织充分利用这个有利形势，发挥政策威力，对“四五学会”、《钟声》的一般成员，加强思想教育和分化瓦解工作，反复交待政策，明确指出：只要说清问题，认错，交出一切材料，断绝来往，既往不咎，组织上照样信任。通过这些耐心细致的工作，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取缔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问题。

1982年3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89年4月，刑满获释，同年底结婚。

1993年12月，被遣送回湖北武汉，以“扰乱社会治安”处以劳动教养二年。

1995年12月，劳教期满获释，在湖北武汉经营书店为生。

1997年4月，离婚，女儿随其母亲带走抚养。

再次被捕

主词条：“中国民主党”非法组织事件

1998年3月以来，秦永敏还以多种方式煽动颠复我国家政权。

1998年11月，秦永敏为颠复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密谋成立自称为“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的非法组织，拟定了“章程”、“公告”，并与境外敌对组织联系，为组织、策划、实施颠复国家政权，寻求并接受了其资助。

1998年12月22日，刑满释放人员秦永敏因从事颠复国家政权的犯罪活动，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在听取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和辩护意见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秦永敏的行为已构成颠复国家政权罪，罪行重大，又系累犯，应依法惩处。各界群众以及秦永敏的家属旁听了案件的审理。

2010年11月29日，刑满出狱。

《秦永敏论和平转型》，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四个阶段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从当代中国民主运动重新认识梁启超》

《论权利本位观念的社会哲学》